英国论坛
不管是田溯宁、王波明、汤敏这样的常务理事，还是邓中翰、高群耀、海闻这些理事，他们都是在各自领域很有成就的人，也有自己的主见，特别是公务繁忙，您靠什么来把这些人都组织起来？
王辉耀：主要是靠大家。我们这些理事都是非常优秀的留学人员，是各行业的精英，不仅如此，大家还都对回馈社会有很高的积极性，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无偿为委员会做很多贡献。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是留学生出身，和大家有类似的经历。我出国比较早，但1993年就回来了，做过很多留学人员做过的事，比如去跨国公司工作、自己创业；同时我也做过别人没做过的工作，比如做国外政府的官员，回国后帮中国引资做三峡工程，还参与了中国1992年市场化以后很多的项目运作。还有一点我觉得大家比较认可，就是我对留学人员的工作熟悉，也有一定的研究，包括我去年出的关于中国留学人员研究的两本书《海归时代》、《创业中国》，加之我还做一些学者和兼职教授的工作，让不同领域的海归都可以有认同感。另外，还有关键的是对社会活动的热心，爱思考，敢于实践，也做出了一些成果，所以大家比较信任我。在中国，需要有人来做一些新的尝试，这可能跟我自己的个性和一路走过来的历程有关。我一直不断地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比如没人去读MBA的时候我去读了MBA，别人出国留学的时候我回国创业了，海归大批回国时我已经在创建商会，我接触国际商会和做国际商务也比较早。这些经历让我了解我的伙伴们，也和他们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另外大家可能觉得我是个做事的人，而且能干到一定程度和档次，能为大家服务。
《商务周刊》：通过您，我们也看到是什么条件能让一位商人变为社会企业家。但仅有上述这些是不够的，要做好那些社会活动，您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王辉耀：确实，要做好一个社会企业家，还有一个条件是时间上的保证。2005委员会成立时，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做准备工作。但我认为做一件创新的工作必须就是这样的，同时也要对大家负责。
我在2005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有几块。第一，也是很大部分是在沟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和主管部门和政府沟通的工作。第二就是2005委员会的各类文字报告和建言献策，我经常花时间参与，有的甚至亲自来写。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好的想法，但如何付诸实施，需要很多思考。我愿意为我们这个团体多做些事，2005委员会才刚刚开始，我希望它能够走得比较平稳。第三方面是委员会的战略、定位、计划和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我们每个月举行一次理事交流沟通会和其他有关的工作会议，我都会抽出时间参加。以7月为例，2005委员会大概开了7、8个会，包括月度理事会、午餐会等我都参加了；另外，还有4、5个商会的会议，还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这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能拿出这样多的时间和精力，放下自己的企业不怎么做，对很多人来说可能现阶段还是很难的。
《商务周刊》：您认为您在日常工作中哪些责任特别重要？
王辉耀：都很重要。我们的理事们都非常优秀，我很高兴和他们一起共事。2005委员会的成功是大家的贡献，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当然，社会团体的组织有时候是比较松散的，有时候会出现议而不决的局面，如何推动这些工作，包括要不要搞会刊、要不要搞网站、月度午餐会和海归年会等，最后需要有人来推动，要敢于负责任。这个委员会对大家来说都是业余做的，靠热心来参与，有人热心提出来很多好的想法，得有人梳理、提炼、沟通，争取达成共识，还得要有人说“Let's do it”。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事情要放到桌面上讨论，不是我轻易说做就完了，要进行一些说明、解释，通过沟通，大家进一步达成共识，这样委员会的工作才会更加有效。所以保持和大家沟通是很重要的，这是能把工作做好的重要因素。
《商务周刊》：如果通过沟通仍然遇到议而不决的事情，你们会怎样处理呢？
王辉耀：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什么议而不决的事情。我们都是想把这个组织创造成一个高端的、有影响力的留学生团体，这是一个新事物，我们都在探索。大家推荐我做理事长，是因为我有经验和时间来做这个事情。我也要用事实来说服大家，比如原来做月度商界·名家午餐会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月一次这样密集的频率能做得起来吗？但是我以前做过，在国外也组织过这种活动，心里有底。结果现在大家真的做起来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好。接下来，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年度论坛，真正做出影响力，做出成果来。
《商务周刊》：听上去您已经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社会活动上了，那您剩余的时间干些什么？
王辉耀：我50%的时间花在社会活动上，其余大概30%的时间花在学术和写作方面了。我自己也有公司，但是交给了专门的人管理，剩下10%到20%才是做些商务、投资方面的事。
《商务周刊》：您怎么理解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看到您的位置呢？
王辉耀：中国社会处在一个转型变革时期，总的来说我们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也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国际国内矛盾加剧，包括社会贫富分化、农村问题、环境恶化、国际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等等。面对这么多问题和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方法和方案来解决这些事情。任何事情都要靠人去做，当代中国需要社会企业家把一批最优秀最国际化的人凝聚起来，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力量。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帮我们政府做好智囊的工作，国外政府都有这样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智库，不受行业和隶属关系的左右，这些有经验和国际水准的人应当能够为政府提供一些中立的没有利益冲突的参考性意见。现在很多企业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衣食无忧了，有一批人想为社会做一些事情，贡献一些智慧和思想。但这些人都散在各个行业里边，以往没有一个平台把他们凝聚起来，为国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一个是他们能为社会做事，还有一些人所在行业的职务决定了他们不方便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他们一旦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就可以以中立的身份说话，不代表他的机构色彩。政府多了一个渠道来了解中国最国际化最精英的一批人是如何看待一些问题的，社会也需要这些理性的声音。
《商务周刊》：您觉得跟政府的沟通和跟企业家的沟通有什么不同？
王辉耀：我在政府和企业都工作过，我知道政府需要什么，也知道企业家要什么。政府需要的是更多公平，效率和公平如何得兼永远是政府最大的挑战。企业家往往在乎的是效率，是企业利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跟政府和社会沟通，一个是要建立好的人脉网络，另外必须是有很好的口碑和业绩，大家愿意你来牵头做这个事。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大家都是人物，凭什么让你牵头呢？这就需要很好的感召力、亲和力、沟通和组织能力，还包括一定的理论水平。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到，做社会工作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觉得很庆幸的是各级领导和我们的理事们都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我能做一些事是和他们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商务周刊》：如果在2005委员会收集到很多建议，您是不是会挑一些温和的提供给政府呢？2005委员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王辉耀：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成为国家的智库，或者说智囊团，当然应该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已经进行的讨论涉及民间外交、教育、房价、反垄断等方面，都是社会和公益性话题，以后也是往这个方向进行。我理解你所说的建议选择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如果我们遇到比较尖锐但是对政府、社会有好处的建议，我们还是会提的，但会用一种政府能够接受的方式，循序渐进而不是激进的，还需要很多调研和可行性研究，然后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社会企业家，就应该把握好这个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