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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四中、北大附中、首师大附中、人大附中等部分中学名校，目前已悄然启动高一年级“出国班”。这些不同名目的中外合作课程班，直接服务于准备出国学习的孩子，号称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和培养模式提前对接国际标准，每年学费为8万到10万元左右。
不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都出现了公办高中名校办“出国班”的热潮。这些相关高中的负责人以及支持办班的人通常举出的理由是，出国留学越来越热门、留学生年龄越来越小，而中国国内中学阶段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与海外多个留学目的地有显著差别，“提前对接”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
受教育权未必要局限在国内，全球化程度全面深化、人才流通早已打破了国别和地区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低龄留学是合理现象，没必要担忧。但需要指出的是，留学属于家长和学龄青少年自行选择的增值服务项目，人们可以放弃在本国就学的权利，但不能要求政府(公共财政)专门为自己一部分人提供基本权利之外的照顾。
公办学校由公共财政经费供养和补贴，没有任何理由，在未能完成为本地、本国学龄青少年提供优质足额教育服务的前提下，挪用优质教育资源为少数人服务。如果公办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实在过剩，就应当向教育资源匮乏的本地区、邻近辐射区域其他学校转移，根本没有权利超出办学范围，跟留学辅导机构抢生源。
我以为，公办学校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异为盈利机构，或者刻意利用体制和政策照顾等便利，“囤积”过多的公共教育资源，然后办园中园、校中校，只为少数人、公务员子女、“人民币”服务。与之相仿的问题还包括，各地的公办三甲大医院挪用优质、稀缺医疗资源，开设VIP门诊、病床服务，而削减面向普通患者的门诊、床位数量和检测服务水平
